那是天正十年六月二日，黎明还未到来之际，京都的本能寺被火光给吞没了，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织田信长在这儿丢了性命，他的长子信忠呢，于附近的二条御所奋力战斗后最终死亡。就在这刹那间，原本庞大的织田政权一下子就没了核心。而政权内部那些手上掌握着重兵的军团长们，像羽柴秀吉、柴田胜家、丹羽长秀、泷川一益这些人，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很快就从“织田家的家臣”转变成了独立的战国大名。这个转变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自然的，实际上隐隐藏着很深刻的必然性与手段精妙非常的一场政治操作。

最为关键的缘由在于织田政权本身的架构，信长虽秉持着“天下人”的作态，然而他并没有如同后续的德川家康一样构建起坚实稳固的中央集权体系，他对待手下军团长的做法，是给予他们广袤的领地以及极高的军事自主权力，使他们以“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在外面开展征战，羽柴秀吉治理中国地方，柴田胜家镇守抚绥北陆，泷川一益负责关东事务，这些军团长在自身的势力范畴之内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力、财政权力以及军事权力，手下的将士只知晓有“主公”却不晓得有“织田宗家”。此模式于信长生时，依凭其个人威望以及恐怖统治，尚且能够维系，一旦信长这根主心骨出现断裂，各个军团马上从“织田家的一部分”转变为“独立的个体”。

手段方面，他们最先着手去做的，是去确认“主君已死”这个没法扭转的事实，而后快速转变成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政治姿态。就拿最终获胜的羽柴秀吉来说，他在知晓信长死讯后，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毛利氏达成和议，五天之内强行军二百公里返回近畿，这便是史称的“中国大返还”。他所打出的旗号是“为信长公复仇”，这面具有道德意味的大旗，使得他能够名正言顺地召集原织田系谱里处于中立的部队，并在山崎之战当中击败了明智光秀。

然而，“复仇”不过是起始的第一步，更为关键重要的手段乃是“拥立”。信长离世之后，织田家中存在着正统的继承人，也就是信长的次子信雄以及三子信孝。柴田胜家选择拥立信孝，而秀吉于清洲会议之时强行推举信长年幼的嫡孙三法师作为后继之人。从表面情形来看，这般做是为了对织田家予以维护，实际上，拥立一位没有办法亲自处理政务的幼主，意味着政权的实际权力必定会落入“监护人”的手中。秀吉正是借助此种手段，把“织田家臣”的身份巧妙地转变为“织田家实际掌权者的代理人”，从而为自身日后取代织田家铺垫好了前行的道路。

而在相同的时段，其他各部军团长也都各自施展其独特的本领。泷川一益于关东听闻噩耗之后，尝试着稳定局面，然而关东诸如北条氏等势力瞬间便察觉到了织田中央权威力量的不复存在，进而立即展开反击，致使一益只能无奈地放弃新近获取的领地，退回到近畿，这本身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被迫“独自而立”以谋求生存的历程。柴田胜家则驻守北陆，努力凭借自身的资深资历，去与秀吉进行对抗，他同信孝联合起来，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在构建一个以他自身作为核心的独立势力范围。

这些军团长能够快速脱离织田家，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自身已然是强有力的独行独立势力。他们所采用的办法，不过是把信长时期潜藏的“事实上的独立”借由政治途径与军事举措转变为“名副其实的独立”。清洲会议期间的争论、对后续继承人的竞争、甚至后来的贱岳之战，都并非是旨在于“复兴织田”，而是意在旧秩序的残骸之上，确定自身获取成为下一个“信长”的资质。织田家的称呼，在他们手中，从理应尽心效力的君主，快速变为能够肆意加以利用的器具。